连载：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十四）

三

    中国的移民史与欧美等西方国家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从来没有抢占自然资源的殖民史，也很少出现过主动追求海外发财梦的淘金史，几乎每一次大规模的移民都是为了填饱肚子的逃荒史，或者躲避战乱的逃命史。中国的移民不是灾民就是难民。他们是历史的受害者，有时也会意外地成为历史的改写者、修正者。
    从南宋末年到明朝初期，由于异族入侵，中原地区战乱频仍，兵祸连连。除了导致中原地区文明倒退，经济衰败之外，也引发了向广东沿海迁徙的移民潮。由此，中国的文化版图被大面积改写，中国的文明重心逐渐南移。一种多元、包容、兼收并蓄的全新文化形态在中原文化、土著文化、西洋文化、南洋文化的持续撞击与融合中孕育、萌芽、成长。由此，才有了几百年后的思想“北伐”、文化“北伐”、政治“北伐”和军事“北伐”。
    香山地处珠江入海口，由于江水经年累月的冲积，留下了大片肥沃的土地，当地一般称为 “沙”或“沙田”。这一片片广袤荒芜的沙田，便成了内地移民繁衍生息的聚居地。大批从北方迁徙而来的移民，对香山的文化、经济、人口结构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历史上中山、珠海、澳门等地同属香山，作为一个移民聚居地，香山文化无论在发展进程，还是结构形态上都呈现出多元、融合的鲜明特征。在发展进程上，自南宋绍兴二十年（1152年）香山建县以来，其文化变迁经历了宋元萌芽期、明清积累期、近代成熟期和当代发展期；在结构形态上，它集中体现了岭南文化中粤、闽、客三大民系的文化特征。
    古香山于宋代设县，也在宋代得到了初步发展。宋太祖赵匡胤即位之后，除了“杯酒释兵权”之外，为迅速恢复生产，让人民得以休养生息，还下了一道诏令：自唐代及五代以来，各地农民所开垦的荒地和正在耕种的无主之地，一律归现在的耕作者所有。不久之后，他又追加一道诏令：今后农民自己开垦的荒地，官方继续承认其所有权属于开荒者，只纳税，不交租。这两道诏令，为香山岛的开发奠定了基础，随着早期移民的陆续迁入，不仅农业生产焕发出新的生机，还出现了原始的采银、晒盐业。
    宋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十三，宋右丞相文天祥被元军押至香山县，元军统帅张弘范逼迫文天祥写信劝降宋军元帅张世杰，对此，文天祥以其不朽的诗篇《过零丁洋》作为回答：
    辛苦遭逢起一经，
    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
    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
    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二月初六，元军攻破宋军最后的保垒山（今新会门），宋帅张世杰率兵突围至香山，在海上与元军激战，宋军战船多数沉没。张世杰见大势已去，先把自己的妻儿赶下海，然后背着只有七岁的小皇帝赵蹈海殉国。大宋王朝就此终结。
    元朝统治者对汉人采取了两项报复措施，一是野蛮杀戮，一是劫掠到北方为奴，以致元代初年香山人口锐减，全县在税册上登记的男丁只剩下了8459人。直到２０多年后，元大德八年（1304年），随着中原逃难的移民大量涌入，人口才增至11379户。由于人口增长，香山西北部的冲积平原 “西海十八沙”也得到了相应的开垦，全县农业用地达到了３１万多亩。
    在元朝统治香山的近百年间，民众的反抗一直没有平息过，1282年，香山失陷的第三年，当地就爆发了农民起义；1361年，由李祖二发动的反元起义更是声势浩大，不仅占领了县城，还迫使达鲁花赤（蒙语：县总辖官）朵罗歹败逃到城外莲峰山。这些元兵在山上“筑垒凿堑”，建寨据守，被困长达七年之久，直至元朝灭亡。
    在内地，元末的大动乱引发了又一轮由中原走向沿海的大规模移民。孙中山的远祖孙常德，正是随着这股移民大潮从浙江杭州（一说江西宁都）来到广东南雄，使孙氏后人得以在香山等地繁衍发展的。
    元末明初，中原各地反元起义风起云涌，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为避祸乱，孙常德一家人徙居广东南雄珠玑巷，这是中原人南下广东的第一个中转站或集散地，当时汇集了许多新移民。元朝彻底灭亡之后，孙常德受到明朝东莞伯何真的赏识，被聘为西席（私塾教师），于是偕家人迁居东莞。大约在明朝成化年间，孙常德的第五代孙孙礼赞偕孙氏一支又徙居香山，孙常德的后人遂分化为东莞孙氏和香山孙氏。
    孙氏先祖的迁徙史，反映了中原人民为改变生存环境、拓展生存空间一步步走向广东沿海的曲折历程。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移民只是为了寻找新的生活出路；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每一次大规模的移民都是被迫重新探索集体发展路径的意外“脱轨”。而这次以南方沿海为最终目的地的移民潮，更是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为即将到来的西方文明提供了一个落脚点和交汇点，并且最终孕育出了全面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香山文化。（明天待续）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6-06 作者：杨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