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十五）

    文化从来就不是自给自足的，只有在与异质文化的互相撞击中，它才会迸发出夺目的火花。
    十六世纪初期，从内地来到广东沿海的移民，与沿着达伽马开辟的远洋航线，从欧洲来到这里的商人和传教士共同完成了一次“双向运动”。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在香山，在古老中国的南海之滨历史性地相遇了。
    澳门街头至今仍然矗立着一尊葡萄牙人的塑像，他就是欧维治，第一个到达中国的欧洲人。
    澳门，古称濠镜澳、香山澳、马交等，据推测，澳门半岛有中国人定居，是在南宋灭亡之际。至元初，澳门半岛上的望厦等地已成为流民经常驻足的居民点。明朝以后，在澳门半岛南部的南湾一带，渔民定居日多，他们搭建茅庐草舍，逐渐形成疏落的渔村。
    1514年（明正德九年），欧维治奉葡属马六甲总督佐治·德·阿尔布克尔克之命，航抵广东珠江口外的屯门（今香港新界）。尽管中国官员不允许欧维治等人登岸，但他仍然在船上做成了几笔交易，获利颇丰。与官方的拒斥不同，中国商人私下里倒很欢迎葡萄人的到来，对明政府的贸易禁令阳奉阴违。为了纪念这次成功的航行，欧维治避开官方巡查，偷偷溜上屯门竖立了葡萄牙探险家专用的标柱。也许是命运弄人，这块探险家专用的石头标柱日后竟成了欧维治父子的墓碑。先是他的儿子病死在屯门，被欧维治埋在了标柱之下；1521年，欧维治和他的朋友柯罗等人再次航抵屯门，一个多月后即不幸病逝，柯罗将他的遗体也葬在了那块标柱下面。
    欧维治于1514年立下的那块石头标柱是一个隐喻，它是一对父子探险家的墓碑，也是欧洲人撬动古老中国那扇沉重之门的第一个支点。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他们以贸易、外交、宗教、文化、科技、军事为杠杆，轮番上场，一起用力，终于彻底打通了进入中国大陆的门户，迫使这个“停滞的帝国”渐渐陷入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1517年，葡萄牙特使皮雷斯和船队指挥官德·安德拉德率领八艘远洋帆船抵达屯门。皮雷斯通过东莞县南头镇的官员通知中国当局，他们是葡萄牙（当时中文译名为 “佛郎机”）国王曼奴埃尔的使团，要求觐见中国皇帝。东莞地方官向广州当局报告后，久无回音，皮雷斯不堪等待，径自带领三艘帆船溯珠江而上，直达广州。
    皮雷斯的帆船在广州靠岸后，又是鸣放礼炮，又是升旗，极力示好，表达敬意。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套新奇的西洋礼仪，竟被广州布政使吴廷举视为有意冒犯，险些因此误了皮雷斯的使命。经皮雷斯反复解释，吴廷举才将他们的要求上报给两广总督陈西轩。几天后，陈西轩亲临广州，但鉴于这些“夷人”“不通中国礼俗”，命令他们在清真寺（现广州光孝寺）先好好学习礼仪，然后才有可能觐见中国皇帝。
    1518年，葡属马六甲总督增派德·安特拉德的弟弟西蒙·安特拉德率四艘军舰来屯门。
    1520年（明正德十五年）1月23日，皮雷斯特使被中国人关门教育了二年多之后，终于获得朝廷恩准，率使团出发前往北京。就在皮雷斯使团抵京不久，西蒙·安特拉德与驻地华人居民发生冲突，破坏了皮雷斯与中国交好的艰辛努力，使中葡两国刚刚建立起来的脆弱关系全面破裂。皮雷斯被逐出京，他的华人翻译被以汉奸罪处死。
    皮雷斯访华使团虽然以失败告终，却开启了中西方之间进行官方交往的先例。继皮雷斯的官方使团之后，耶稣会教士沙勿略又成了到中国传播“福音真理”的第一人。
    按照利玛窦的说法，沙勿略是在日本感受到中国智慧的影响力之后，才决定来到中国的。“当沙勿略在日本的偶像崇拜者间进行工作时，他注意到每当日本人进行激烈辩论时，他们总是诉之于中国人权威。这很符合以下事实，即在涉及宗教崇拜的问题以及关系到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们也乞灵于中国的智慧。因而他们通常总是声称，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于是沙勿略决心必须尽早地访问中国，使中国人能从迷信中皈依。”（《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28页，中华书局1983年3月第1版）
    1552年，沙勿略作为教皇的使节，带着传播基督教的希望和给中国皇帝进贡的礼物，抵达距广东海岸约三十海里的上川岛。当时通往中国大陆的每一条道路都被警卫封锁着，沙勿略想尽各种办法，始终未能实现进入中国的心愿。后来染上了疟疾，于同年12月2日在上川岛去世。天主教会称其为历史上 “最伟大的传教士”，并于1662年将其封为“圣徒”。
    在最初的近四十年间，商人、外交使团和传教士都未能实现登陆中国的梦想。最后，还是葡萄牙舰队司令官苏萨在腐败的明政府官员身上打开了缺口。
    1553年，葡萄牙舰队司令官苏萨“托言舟触风涛裂缝，水湿货物，愿借地晾晒”，与广东官员交涉。广东海道副使汪柏收受葡萄牙人贿赂后，允许他们登岸贸易。翌年，苏萨与汪柏进一步达成口头协议，取得了停靠澳门码头进行贸易的权利。从此，葡萄牙人开始大量迁居澳门。(明天待续)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6-07 作者：杨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