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三十七）

    1911年1月，黄兴受孙中山委托，与赵声等人在香港跑马地35号组成领导起义总机关统筹部，黄兴为部长，赵声为副部长。4月8日，起义人员组织就绪，有指挥作战的实际经验，被任命为起义总司令，黄兴为副总司令。同时，议定4月13日为起义日期。由于国外筹款和军械都未能及时送达，加之清军戒备森严，后又临时改期为4月26日。
    4月23日晚，黄兴抵达广州，各起义分支机关也已进入最后准备阶段。24日，广州形势突然紧张起来，新军的枪机全部被收缴，新调提督秦炳率清军陆续到达，加强警戒。显然，起义计划已经泄露，清军有所防范。黄兴匆忙电告香港的赵声、胡汉民等人，临时决定27日下午5时半发动起义。
    起义发动后，黄兴率一百三十多人组成的决死队直扑两广总督府。可是阴差阳错，其他各路义军都没有按照计划行事，被他寄予厚望的城外新军也没接到行动通知，结果只有黄兴一班人马孤军奋战。待赵声、胡汉民率二百多人乘夜船于次日清晨赶到广州增援时，起义已经宣告失败了。这次起义，有三十一人被捕，先后有八十余人牺牲。
    黄花岗，原名红花岗。起义失败后，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冒死收殓烈士遗骸七十二具，丛葬于此，并将这里更名为“黄花岗”。
    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广东军政府拨款在原地修建烈士陵墓，孙中山亲手栽植青松。今天，经过六十年的建设、三十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广州已经变成了国际化大都市，自豪地向世界展示着当代中国的繁荣。而在这座城市的深处，却隐含着一股“浩气长存”的历史与文化底蕴。
    而在武汉的武昌起义纪念馆，在辛亥革命前是湖北咨议局，在辛亥革命后是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可以说，晚清与民国、改良与革命、立宪与共和的历史风云都被这座中西合璧的红色建筑容纳进去、包含其中了。
    武昌起义纪念馆的正前方，是宽阔的首义广场。广场上，孙中山铜像，以及黎元洪和黄兴曾经在此检阅队伍的阅马场、拜将台共同构成了那场革命风火的历史见证。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对国内反清局势进行重新评估，认为“长江一带，民气飞腾”，而且鄂省军界“人心愤发倚为主动，实确有把握，诚为不可得之机会”。
    1911年8月，在保路运动渐入高潮，时局激烈动荡之际，上海中部同盟会派谭人凤、居正等到武昌，指导蒋翊武的文学社和孙武的共进会组成联合机构，建立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公推蒋翊武为起义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
    9月7日，赵尔丰制造成都血案之后，清廷急调端方率湖北新军主力入川帮助镇压，导致武汉三镇防务空虚。9月24日，蒋翊武等人在武昌胭脂巷10号秘密集会，计划于中秋节(10月6日)起事。后因筹备不及，计划推迟至10月11日。
    由于同盟会以往策划的多次起义都以运动新军和联络会党为主要手段，所以满清官吏在收到有人准备起义的风声之后，于10月10日下令紧闭武昌各城门，封锁新军营房，调来旧军实施紧急警戒。这种采取高压手段，以旧军控制新军的做法看似高明，实际上却直接导致了矛盾激化。
    当晚7时许，新军哗变。新军工程第八营左队正目熊秉率三百人冲向军火库，守库士兵都属于同营左队，立刻群起响应。这时，城内外各营新军听见枪声，一哄而起，分头抢占蛇山制高点，进攻总督府。
    湖广总督瑞听到起义的枪声之后，发布的命令不是全力抵抗，而是让人急忙在花园后墙上凿开一个洞，仓皇而逃。到11日凌晨，义军已经占领武昌全城，象征着全国十八个行省的十八星旗在黄鹤楼上迎风飘扬。
    10月11日，革命党人与起义官兵聚会咨议局大楼。由于原定的主要领导人蒋翊武、孙武等人或隐匿或受伤，原新军第二十一协统领黎元洪被推为鄂军都督，组成了湖北军政府。
    武昌起义的成功在全国引起连锁反应。此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十四个省先后宣告独立，纷纷脱离满清王朝的专制统治。
    中国，开始书写一页崭新的历史篇章。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7-01 作者：杨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