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近3月的追寻，从近代香山人身上，我们试图寻找到中国现代化的精神起源，我们还看到了，以香山人为代表，曾引领着中国人尤其在商业领域，达到过如此的高度。
    从记者接手《中山人在上海》这一大型系列采访报道任务起，关于这场大型报道的现实意义的各种质疑声音， 也在记者耳边此起彼伏——当我们的国家进入21世纪，发财术、掘金术以及那些教人一夜暴富的书籍充斥着书摊，人们都在做着各自的发财梦，谁会在乎这些“老掉牙的故事”？
    但我们往往发现，那些充满着铜臭味儿的报刊和书籍，以及那些在荧屏上大红大紫、没有任何积淀的商人和企业家，在激起人们不断膨胀的财富欲望时，仇富心理遍地生长，文化深度和社会责任感的普遍缺失，也在困扰着我们。我们越来越面对着这样一个现实问题：经济的繁荣并没有必然孕育出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自我精神仍较匮乏的一代，即便手里有着天大的财富，在整个人类社会面前，却都是肤浅、苍白而没有底气的，也很难有开阔的心胸，承担起历史的未来……
    这种带着具有历史追问似的思考，在追寻了近代香山名人的足迹之后，从记者心底油然而生。150 多年前，从中国的国门被打开后起，香山人从澳门和香港，走出国门，带着一颗传统的中国心，“受洗”于世界工业革命和商业革命之大潮，然后又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回归”，在上海，只不过是他们“回归”的一个聚焦片段。
    上海外滩的万国博览建筑群、南京路、卢湾区、静安区、虹口区……从1851年，一个叫徐荣村的商人，用12 捆湖丝牵起中国与世博的情缘，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郭琳爽在忐忑中等待新的时局……用3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个片段里，我们亲身感受到了这群人昔日的梦想、追求、创造、辉煌与社会担当，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他们在时局变幻中所遭受的痛苦和无奈。在整个大历史中，他们是比军阀、枭雄、当权者更精彩的一个自主的主体。
    因为，这群人在历史的汹涌大潮中，从政者致力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经商者思考的是比利润、金钱更深刻的问题：在上海香山路的孙中山故居，我们不仅为伟人追求民主、民族独立奔波一生而顶礼膜拜，更为他历尽心血完成的《实业计划》而惊叹不已；徜徉于现代霓虹下的南京路，站在香山人开办的“四大公司”的旧址前，稍加想象，眼前便可浮现这些庞大的建筑，在当年十里洋场是何等气派；从“5·12”汶川大地震到“4·14”玉树大地震，人们都把企业家担负社会责任的精神背景，往海外的盖茨等人横向联系，而在上个世纪20年代，由香山人陈炳谦主导的那场空前的大米平调，正从幽暗的历史长夜中走出来，走近人们的视野；而郑观应的一部沉甸甸的《盛世危言》则提出，要以“商战”思想，实为中国现代化模式之滥觞……
    曾做过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曾在一本书中预言：进入21 世纪，在中国最具象征性的不再是国营钢铁厂中辛勤劳作的产业工人，而是掌握了高技术、在环太平洋国际市场上积极竞争的工商企业家。改革开放30年后，这一新兴的阶层果然成长了起来，他们掌握着越来越多经济资源和话语权，在上海世博会上，他们正以崭新的姿态，面对新时代的中西交流。
    这30年，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现代文明尤其是工商文明，与西方对话？司马迁在《史记》中说，30年为一小世，这是一个回头总结的时刻，总结也是一个为再次出发，寻找一个新起点的时刻。那些于19世纪末从香山走出的这些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触摸和感知的对象，他们曾在历史上达到了如此的高度，但他们是一个起点。
    而历史本来就是对人自身的描述。此时，似乎我可以说，我们为中国近代化以及现代化的过程，做了一次“寻根之旅”，这批香山名人本身的故事，便是他们的现实意义。（本报记者陈恒才）


    2006年夏天，我为写作《广东人在上海》，赴香港大学搜集资料，期间从香港前往澳门，从拱北口岸进入珠海，直奔久已向往的唐家湾。一个下午我在唐家湾的小巷转悠，在唐绍仪故居前与唐家后人交谈，在村内古庙前徘徊，在海边面对空濛的大海思绪万千。
    海上水汽昏昏，不见天日，我想起了留美幼童。早期的留美幼童大都来自广东沿海地区，年龄都在10岁左右，当时从香港到美洲在海上要漂泊100余天，生活在海边的广东人不会不知道大海肆虐时的可怕，我的脑海由此跳出了一个词——冒险精神。华人学者黎志刚就香山人的冒险精神写过论文，确有深意存焉。站在长风怒号的海边，对广东人的冒险精神很自然地有了一番完全不同的感受。
    广东沿海人民是在完全被动的情况下一波一波向外迁移的。国势的羸弱，使他们得不到起码的保护，在落基山下的铁路工地、澳洲的种植园，他们遭受过种种屈辱甚至屠杀，作家张翎的《金山》以极富艺术感染力的笔触道出了闽粤移民的血泪和悲辛。
    令人啧啧称奇的是，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粤商仍然在全球的不同角落开拓商业疆土。粤侨在东南亚的商业势力众所周知，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同样创造了商业传奇。广东商人更是近代上海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商帮之一，在上海崛起中的地位异乎寻常。
    是什么力量帮助这些人在海外在国内通商口岸都获得了巨大成功，科学解答这一问题显然具有现实意义，尤其当全球化浪潮再次在中国掀起惊涛之际。
    美国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对中国海外移民有精湛的研究，对包括闽粤人民在海外的成功原因提出过一系列发人深思的观点。
    多年来学界一直用东亚价值观，即以宗族为核心的文化观念来作解释。孔飞力不同意这种观点，提出是历史资源而非文化资源帮助了闽粤人民在海外迁入地取得了成功。
    他认为，历史资源与文化资源不同，文化资源是中国各地共有的，历史资源却是特定历史阶段积累的经验。以香山为例，早在明代，碧眼虬发的葡国洋人即已登陆澳门。数百年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使香山人比较熟悉西方的商业文化和习惯，具有很强的商品意识，当他们进入一个新的地区，历史资源使他们比其他移民群体更为精明。
    其次是移民海外和通商口岸获得的新的经验。1850年后，广东沿海地区出现持续地向外迁移潮，广东人的迁入地极其分散，南洋、东亚日韩、美洲，到处都有粤人的足迹，遍及天涯的移居生涯，帮助他们获得了丰富的国际知识和宽阔的视野，不少广东人后来回国发展，熟悉东西方文化的双重优势，使他们在上海这个华洋杂居的都市，如鱼得水。
    环球百货公司由香山人从海外引入绝非偶然，四大百货公司的创办人均为旅澳华侨，他们在澳洲见识过现代大百货公司，对大百货公司必将替代传统的小杂货铺有准确的判断，因而敢于投入巨资。
    电影作为20 世纪的新潮娱乐形式，在西方世界已成为巨大的产业，电影院鳞次栉比，给商人带来滚滚财源。香山商人何挺然多次赴美国考察，对电影放映业蕴藏的巨大商机有深刻认识，创办大光明电影院的卢根本身是旅美华侨。正是海外旅居的经验，使广东人别具慧眼，在商业上每每有出人意料之举。
    广东人所到之处皆取得商业成功的另一原因是有一个遍及海内外的同乡网络。民国时期连篇累牍的“广东观”都指出，广东人特别合群，所到之处都建立同乡、同宗组织。同乡团体以守望相助、互助共济为宗旨，以群体的力量为移民适应旅居生活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同乡网络还是宝贵的商业资源，广东商人能够瞬间从南洋以及海外其他国家筹集巨资，这是其他商帮难以企及的。此外，广东人的足迹遍及天涯，使他们很容易构建地域广袤的商业网络，从事跨越国界的长途贸易。
    一位海外著名学者指出，近代中国有许多海外联系，华侨充当了联系人，不把海外资金的输入和华侨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梳理清楚，要准确理解近代中国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闽粤华侨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影响，海外因素在近代中国巨变中的地位值得深入去研究。
    香山人在上海的历史是这一课题的最好切入点。从1850至1880年代，以唐廷枢、徐润为代表的早期香山买办在充当东西方联系桥梁的同时，广泛投资丝茶等进出口业、房地产、金融保险业，参与创办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为上海的早期近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1914年一次大战以后，香山人抓住机遇，再次大规模涌入上海，投资环球百货业、棉纺织业、金融业，从事内外贸易，获得巨大商业成功。香山商人身上具有不少可贵的特点，如敢于冒险。香山人在上海的投资领域十分集中，一旦决定进入一个领域，往往投入巨资，四大环球百货公司初期投资共计1000余万元，香山人投资的电影院素以豪华著称，巨大的投资意味巨大的风险，也使香山人处于行业垄断地位。香山商人的冒险性还表现在敢于开拓新的行业。周元泰发起的开林油漆公司为国内之首创，唐海安发起的扬子饭店开国人创办现代酒店业之先河，四大公司把现代商业业态首次引入中国。进入一个新行业，如同下水者探入不明深浅的水域，有着巨大的风险，但凭借香山商人的冒险精神，上海商业和工业的一些门类得以延伸。
    香山人的另一特点是追求卓越，投资的企业大都具有设备先进、技术一流、管理科学的特点。许多行业，只有一两家广东企业，但业内最具市场影响力的商品往往由香山商人所创。由于开放较早，富裕阶层的人数更多，出国留学的广东子弟也多于其他省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香山子弟留学归国，到上海创业，在经营活动中很注意产品的质量。留学德国的黄宝善创办的协丰机器染织厂所染织的阴丹士林布久不褪色，有口皆碑。有留美经历的梁嵩龄创办的裕华化学有限公司所产香皂质量可媲美洋货，为同类国货之最，开林油漆厂生产的各类油漆在国货中也堪称魁元。
    香山人在上海的创业史是粤商的缩影，隐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深入研究香山人在上海的活动有助提升我们对上海史乃至近代中国历史的理解。
    本书的写作是中山市委宣传部推出的“中山人在上海”大型人文项目的一部分。在世博会召开前夕，这项活动的组织者显示了全球意识，战略眼光。历史证明，香山人从来未把自己的发展局限在家乡，世界才是他们的舞台，挖掘香山的历史文化资源，抒写香山先民过去百年创造的辉煌，有助于重铸中山的城市精神，对正阔步迈向更高发展目标的国人也是有益的精神滋养。
    本书汇集了近30位香山籍上海名人的传记，从中可找到国父中山先生与上海的渊源，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在中国早期近代中的地位、四大百货公司的创业传奇、革命女杰徐宗汉的战地历险、引无数观众痴迷的电影名演名导的轶事传闻。全书不仅填补了人物研究中的某些空白，对一些过去人们略知其名、未晓其详的重要人物，也提供了新的材料，丰富了人物形象。
    在时间紧迫、资料难觅的困难条件下，三位作者，以年轻人少有的韧劲，竭尽了全力，白天采访、查资料、请教专家，晚上埋首写作，日夜兼程，终于奉献出一本融历史与文学于一炉、严谨与激情兼备的力作，读完全书不能不佩服作者的才情。
    我向三位作者表示由衷的祝贺和感谢，祝贺作者完成了一次艰难的写作，感谢作者为上海史的人物研究长廊增添了新的篇章。我相信，本书的出版必将丰富世人对香山历史文化底蕴的认识，也希望三位作者以此为契机，挖掘新的课题，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奉献新的佳作。是为序。

作者简介

    宋钻友，山东蓬莱人，出生于上海，1982 年毕业于上海大学历史系，现为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学术兴趣在近代中国的商业和社会变迁，对会馆、公所以及移民群体做过较深入的研究。发表过学术专著、译著和学术论文百余万字，代表作有 《广东人在上海 (1843-1949)》、《同乡组织与上海都市生活的适应》等。

来源：中山日报 2010-05-05 作者：宋钻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