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回眸：孙中山和他的新加坡友人》正在孙中山故居展出<br>一份报纸月历牌牵起辛亥革命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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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孙中山的革命历程中，有一个地方意义非凡，在革命的低谷，给予了他生命的庇护，保存了革命的火种，也获得了强大的支援。它就是新加坡的晚晴园。 晚晴园见证了孙中山在新加坡革命足迹。孙中山曾9次前往新加坡，其中4次都下榻于晚晴园，在辛亥革命成功前的10次起义中，有3次是在晚晴园内筹划。晚晴园作为同盟会南洋支部，发挥了联络南洋侨胞、组织会党、宣传革命、策划起义等多重功能。如今，晚晴园已成为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成为我们了解追念孙中山先生在东南亚一带革命事迹的一扇窗口。 春节期间，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与新加坡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联合策划推出了《百年回眸：孙中山和他的新加坡友人》展览，透过185 件历史图片和实物复制品构成，集中展示了“星洲三杰”张永福、陈楚楠和林义顺及当地革命志士全心全意支持孙中山革命的感人事迹。“这也是晚晴园有史以来将最多的展品送来中国。”展览开幕当日下午，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馆长陈丁辉博士主讲了由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与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合办的 “振兴中华”——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 周年系列讲座之《星洲三杰: 孙中山与他的新加坡友人》，对孙中山选择新加坡作为南洋革命根据地的原因、新加坡华侨参与革命的经过以及南洋华侨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等进行了一一的解读。 ◆孙中山当年遇见怎样的新加坡华人？ 今天的人们，说起新加坡，可能联想到的是一个繁华时尚、绿茵遍地的国际大都会，旅游业和金融业发达，高楼商厦林立。事实上，根据当地的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新加坡已经有七百岁了。在孙中山来到新加坡之前，此地早已与中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山华侨史中，少不了“下南洋”的篇章。 清朝末年，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人口快速增长，土地资源紧缺，加上天灾人祸，社会动荡不安，为了生存和发展，当地百姓不由将目光投向茫茫大海，希望在海外寻求生的希望。除了这股 “推动力”，让他们甘于抛下世代扎根的土地，来到未知的海外冒险的另一个原因，还有一股来自海外的拉动力。从美国、澳大利亚传来发现金矿的消息；而正处于土地开发热潮中的西方国家此时正需要大量人口。由于民主制度的实行，奴隶买卖遭到禁止，由此破灭了从非洲贩卖黑人奴隶的可能。殖民地的开发展由此将寻求廉价劳动力的目光投向素来以吃苦耐劳著称的华人。大量受到诱骗或强迫的劳动力也被“卖猪仔”至海外。在高额利润驱动下，殖民者对中国政府威逼利诱，使得1860年以后招工合法化。一些因生活所迫的中国老百姓也开始同招工馆签订苛刻的招工合同，成为契约劳工。 另外，工业革命特别交通革命的影响，出海航程缩短，载客量增加，也使得大量南方人口移动在20世纪初成为可能。汽船和轮船发明，使得“下南洋”的旅客不需等季候风转向后才能起航，一个星期，他们就从广州抵达新加坡。 著名学者王庚武将中国华人移民分成四种类型，华商型，华工型，华侨型和华裔或再移民型。华商型和华工型是中国长久以来对东南亚移民的最主要类型，前者由自发地进行出国贸易的商人和工匠组成，后者则由农村无土地的劳动者或城市贫民外出务工谋生形成。而华侨型（兴起于十九世纪末期）则富有了特殊的政治意味，更体现了民族主义的原则。第四种华裔型是具有中国血统的外国人。 陈丁辉介绍，从移民史可见，1881到1957年二战结束后，潮州人、福建人和广东人是新加坡华人社会中最主要的方言群体，其余的华人来自中国其他地区。华人社会最重要的团体是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早在1906年，清朝便派出领事来此联系，可见那时他们已经意识到海外华商的重要地位，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当时仍有许多华人移民从事小贩、苦力、人力车夫等底层职业，生活颇为艰辛。由于清朝政府并不鼓励商人去海外开展贸易，会馆成为他们相互扶持、协调纠纷的重要组织。华人还自办了学校，延续着自己的文化。与此同时，还存在着洪门等秘密社团以及各种宗教团体。整个华人社会体现出帮群政治、地域主义、自理自救的特征。， 南洋地区是华侨最多的地区，其中又以新加坡最为密集。陈丁辉指出，孙中山之所以选择此地是因为新加坡是联系南洋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当地新一代的华侨思想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而且倾向于民族国家认同，而不是满清政府。海外华人富商是孙中山寻求革命支持的重点对象，其中就包括“星洲三杰”——“橡胶大王”张永福、“南洋革命第一人”陈楚楠和“黄梨大王”林义顺。 ◆一张月份牌促成孙中山与“星洲三杰”的相识相知 《百年回眸：孙中山和他的新加坡友人》如今正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的临时展厅展出。走进展览现场，记者发现一张1905年的《图南日报》月份牌耐人寻味。正是它，牵起了孙中山与他的新加坡友人之间的革命友谊。 这张月份牌由晚晴园主人张永福亲自设计，风格独特，中西合璧。报头之上写着太平天国著名将领石达开的自题联“忍令上国衣冠沦于涂炭，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表达了他的反清革命决心。报头之下的年份也颇有内涵，右边的“满清光绪三十一年岁次乙巳”之前加上了“暂理皇汉帝位”六个字，示意清朝统治的不合法；左边则特别标示这一年“为耶稣降生后一千九百零五年至零六年”。年份之下是“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图开新世界，书檄布东南”的诗句。诗句之间则印着象征自由精神的美国自由钟和独立旗，独立旗的绶带上写着“同胞国民万岁万岁万岁”。 张永福等人虽身在海外，生活安康，却一直牵挂着内忧外患的中国。他们时常在新加坡小桃源俱乐部相聚谈论中国时政，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深感不满。得知章太炎和邹容因上海“苏报案”身陷囹圄，远在千里且素昧平生的他们以新加坡“小桃源俱乐部”名义致电驻上海的英国领事馆施压，最终使章、邹二人未被清政府引渡。由此，他们醒悟到宣传对革命的重要性。1904年，张永福和陈楚楠出资创立了南洋华侨中最早宣传反清革命的报纸《图南日报》，孙中山的旧友尤列为编辑。 1904年秋，从日本来到檀香山的孙中山无意间看到了《图南日报》寄来的月份牌，感觉与对方的政治理想一拍即合，便向尤列打听这份报纸的来历，渴望与对方相识。1905年7月，孙中山由英赴日途中经过新加坡，与张永福等人会面，彼此相见恨晚。 当在东京、香港、河内三处据点接连丧失，革命陷入走投无路之时，孙中山想到了与其有过几面之缘，但十分投契的张永福。 一张1905年底拍的合影记录了孙中山与他的新加坡友人们在晚晴园相会的情景。从照片看出，围绕孙中山的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等人都十分年轻。当时，支持革命是存在生命危险的，这三位年轻富商却义无反顾，出钱出力，甚至不惜赔本贴钱，像张永福，因倾心尽力于革命而荒废本业，几乎破产。革命成功后，他们又相继回到祖籍地继续服务。 ◆一百年来，南洋华侨对中国革命贡献不断 如今，张永福撰写的《南洋与创立民国》，陈楚楠的 《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林义顺的《星洲同盟会录》都为我们了解当年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的宝贵资料。本次展览的185件历史图片和实物复制品，也使得我们对“星洲三杰”张永福、陈楚楠和林义顺及当地革命志士对孙中山的巨大支持有了更多感性认识。 张永福将本作为母亲颐养天年之用的别墅“晚晴园”捐了出来，作为同盟会南洋支部，并担任了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副会长。从1905年开始，孙中山曾先后9次前往新加坡，其中4次都下榻于晚晴园，在辛亥革命成功前的10次起义中，1907年5月的潮州黄冈之役、1907年12月的广州西镇南关之役和1908年4月的云南河口之役都是在晚晴园内筹划。 为“开发民智”，他们自资办报。《图南日报》亏损倒闭后，又办起 《中兴日报》、同德书报社、粤剧团等宣传媒介，并派出专人为孙中山的演讲做翻译。 他们承担孙中山在新加坡的一切开销，为革命筹集经费，也为起义人士提供避难之地，如营救与安置河口起义失败后流亡新加坡的革命军人。 陈丁辉说，过去，在海外的华人移民往往被当地社会边缘化，同时又被视为天朝弃民，得不到中国政府的保护。但海外民族主义因革命志士唤醒后，海外华侨对中国的印象不再只停留在家和乡的概念，而有了完整的现代国家的概念。 在这一百年来，新加坡始终和中国政治关系密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新加坡的华侨也以实际行动参与了中国抗日救亡运动，像在东南亚各国华人子弟组成的 “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中就有不少来自新加坡的华侨。 今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加强海内外孙中山纪念地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本次展览走进了翠亨村的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在陈丁辉博士看来，这也象征着一种团聚。因为孙中山，晚晴园成为两国历史、文化交流的桥梁，他衷心希望，两地的孙中山纪念馆能延续这份情谊，开展更多的合作。 | ||||||||
来源：中山日报 2016-02-20 作者：文/记者廖薇图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