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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十六)

发布时间:2009-06-08    

    1573年,葡萄牙人开始向明政府交纳澳门地租,每年白银五百两,由香山县负责征收。直到鸦片战争前,澳门是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国政府行使主权,让葡萄牙租住和经营贸易的地方,它也因此发展成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最重要口岸。
    1582年8月,向中国“正式介绍西方宗教与学术思想的最早、最重要的奠基人”,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历史性影响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抵达澳门。
    利玛窦是敏锐的,他初到中国就感受到了元朝的残暴统治对这个国家产生的心理影响——对外国人近乎荒谬的猜忌与隔阂:“自从他们失去整个国土并在鞑靼征服者的枷锁之下服役以来,这一点就对他们来得格外真实……”利玛窦还在“札记”中写道:“人们简直难以置信,他们对于派来向皇上致敬或纳贡或办理别项事务的邻国使节或使臣怀着多么大的疑惧了。虽然中国可能和派遣使节的邻国自古以来就友好相处,但这并不能使来访的贵臣免于在他们国内的行程中被当成俘虏或囚犯一样来对待,并不得在旅途中看任何东西。在他们的全部逗留期间,他们被安排在宫城范围里盖得像牛棚一样的房子里,而且是被锁在里边。……全国上下都不得与外国人打交道,除了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
    然而,官方的阻止没有完全遏制住香山民间人士对外交往的愿望,以至于两广总督不得不让人在香山城门上贴出了措辞严厉的布告。
    为了进入中国内地,利玛窦等传教士曾多次在香山县城与澳门之间奔波。他曾在香山城门上看到这样一则告示:“据各方严讼,现在澳门犯罪违法之事所在多有,皆系外国人雇用中国舌人所致。此辈舌人教唆洋人,并泄漏我国百姓情况。尤为严重者,现已确悉彼辈竟教唆某些外国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文学。此类教士已要求在省城定居,俾得建立教堂与私宅。兹特公告,此举有害国家,接纳外国人绝非求福之道。上项舌人倘不立即停止所述诸端活动,将严行处死不贷。”(《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56页,中华书局1983年3月第1版)
    大约也正是由于长期自我封闭、孤陋寡闻,当利玛窦和罗明坚向两广总督陈瑞献上钟表和三棱镜之后,“他的傲慢态度顿时消失了”,立刻转变为殷勤款待,不仅专门派给他们一座宽敞的住所(与环境幽雅的天宁寺相通),还时时派人送去食物和其他东西以示关怀。
    直至1610年5月11日在北京去世,利玛窦的足迹遍及澳门、香山、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和北京。他第一次将西方的数学、天文、水利等科学知识引入中国;他的世界地图(1600年《山海舆地全图》,1602年《坤舆万国全图》)第一次使中国人开阔了视野,获得了世界眼光,看清了自己在这个星球上所处的真正位置。
    相互隔绝了数千年的两种文明,终于伴随着十七世纪的来临在香山、在澳门找到了交集点。1602年圣保禄教堂(大三巴教堂)奠基动工,教堂附设修道院,教授神学、哲学、理学及其他西方科学,堪称远东最早的西式学府。利玛窦、汤若望及我国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等都曾在此钻研学术。这里培养出了我国最早的留学生,这里拥有最早的天文观测室、医疗实验室、西式图书馆……
    从1514年欧维治在屯门竖立起的石头标柱,到1637年在澳门竣工的圣保禄教堂,经过一百多年的交流与撞击,远道而来的西方文明刚刚让这个专制王朝轮回更替、小农经济周而复始的东方大国看到了近代之门的遥远轮廓。1644年,又一次天崩地裂的农民暴乱,又一次自称主子而视汉人为奴隶的入侵,引发了又一次华夏文明的大倒退。中国,又一次历史性地失去了走上发展捷径,摆脱坎坷歧途的机会……(明日待续)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6-08 作者:杨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