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二十二）

第三章1894：香山，走出一位孤独的寻路人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894年的甲午战争，在这战云密布的半个世纪里，满清帝国先后经历了两次惨败，一次败给了西洋，一次败给了东洋。
    甲午之耻，举国悲愤。它不仅标志着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也使中国陷入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应试的举子们“公车上书”，拉开了变法的序幕。
    在香山，一位孤独的寻路人出发了。他是中国革命的先驱，他是共和政体的缔造者，他是皇权统治的掘墓人，他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轨迹……他，就是孙中山。
    1853年7月8日，也就是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十一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九年之后，在日本江户湾南方的浦贺海面上，突然浮现出四艘通体漆成黑色的巨型战舰。这些黑色战舰的指挥官，便是改写了日本现代史的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将军。日本人将这次突发事件，称之为“黑船来航”。
    次年2月，佩里再次率领舰队来到日本。在巨大的现实压力下，日本被迫与美国签订条约，同意开放口岸。随后，日本又和英、俄、荷等西方列强签订条约，结束了锁国时代。“黑船事件”成了日本打开国门的里程碑。
    日本人的“理性”，异常鲜明地表现在他们对待“黑船事件”的态度上。作家张承志曾经专程走访过位于日本横须贺的佩里纪念馆，他写道：“为佩里纪念碑挥毫题墨的，是主刀宰割中国和朝鲜的日本第一代首相伊滕博文。纪念碑建立时，甚至得到明治天皇的赐金。——佩里有恩于日本的历史进步。他是在日本陈腐的锁国脊梁上的一巴掌。”
    在“黑船事件”之后，日本迅速进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革时代——倒幕运动、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在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思想指导下，他们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传统的东方文明，开始全面学习西洋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匆忙复制出了一种“盗版”的、以邻为壑的现代文明。
    在全面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全面仿效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疯狂的民族主义思潮的综合作用下，满清朝臣们眼里的蕞尔小国，迅速走上了武力扩张之路，演变为一个嗜血的新兴帝国。
    就在日本人鼓吹“脱亚入欧”，从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领域全面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中国的许多觉悟者也对本国的种种弊端有了清晰的认识。他们知道，中国若想走出困境、险境、窘境，追赶上世界发展的脚步，只有学习西方这一条出路。可是，相对于顽固的保守势力，他们力量薄弱，未能扭转乾坤。
    清朝末年，西学东渐，在西方文明的成功示范下，中国终于有了一次和平进步的机会，可惜，发现这个机会的，却是那些无力左右中国政局的边缘知识分子。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894年的甲午战争，在这战云密布的半个世纪里，满清帝国先后经历了两次惨败，一次败给了西洋，一次败给了东洋。如果说，前者还能从对方“船坚炮利”，我方“器”不如人中找到安慰，那么后者则完全是一种无法回避的文化失败或文明失败。
    从魏源的《海国图志》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从洋务运动到维新改良，来自满清朝廷之外的新生力量一直在试图通过文明启蒙、思想渗透的方式，渐次实现和平的政治变革。1895年，甲午之耻，举国悲愤，康有为、梁启超等在京应试的举子们“公车上书”，拉开了变法的序幕，而日本的明治维新也刚好为这些变法人物提供了成功的范例，纷纷主张效仿。于是，魏源在中英鸦片战争后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被康有为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提出的“以强敌为师资”取而代之，成为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口号。
    事实证明，僵化顽固的满清王朝既不是西洋的好学生，也不是东洋的好学生。它总是半途而废，总是为了维护其必将破败的政权而抗拒历史进步，结果，又将人民逼上了暴力抗争的老路。
    就在洋务派和改良派相继为改变中国反反复复地做着无望的努力，就在他们于争论的喧嚣和镇压的血腥中，等待着注定将要失败结局的时候，香山，一个孤独的寻路人出发了。他是革命的先驱，他是共和政体的开创者，他是皇权统治的掘墓人，他，就是孙中山。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6-15 作者：杨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