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遭遇,让刚刚进入国门的孙中山深受刺激。回到家乡之后,他看到乡亲们依然那么愚昧、迷信,官吏差役们依然那么腐败、凶残。总之,由于见识了海外文明,如今耳闻目睹的一切,使他更加痛恨满清政府的邪恶统治,更加痛恨迷信思想对底层百姓的愚弄,进而萌发了强烈的反叛精神。
在令人窒息的家乡十分郁闷地呆了几个月之后,孙中山因为和同村好友陆皓东一起毁坏村庙里的神像“玄天上帝”和“金花娘娘”,引起轩然大波。村民们纷纷找上门来,要对孙中山予以严惩。他父亲孙达成为平息众怒,让他暂时离开了翠亨村。
1883年11月,孙中山与陆皓东一起进入香港基督教圣公会所办的拔萃书院。课余时,他还经常随香港伦敦传道会长老区凤墀补习国文,区氏能文善辩,曾经在德国柏林大学教授汉语,使自幼疏于国学教育的孙中山受益良多。后来,孙中山经区凤墀介绍,认识了美国牧师喜嘉理,并在喜嘉理的主持下正式受洗入教,成为一名基督徒。入教时,他在受洗登记册上的签名为“孙日新”,区凤墀替他改号逸仙。许多年后,“孙逸仙”这三个字震动了世界。
1886年,经喜嘉理牧师介绍,孙中山进入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所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医科学校(即南华医学堂)学医。
1887年,孙中山自广州转入香港西医书院。这所西医书院完全由英国医生管理,沿袭英国医科大学的五年学制。它的创办人何启,是一位被中国现代史忽视了的重要改良思想家。他的妹夫伍廷芳曾经做过李鸿章的法律顾问、中华民国军政府外交总长、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
何启虽然在创办医院、医学院等方面事业有成,却是一个不得志的思想启蒙者。他最早也最著名的著作是点名批评洋务派重量级人物的。
在洋务运动期间,曾国藩的长子、做过清政府驻伦敦公使的曾纪泽发表了 《中国先睡后醒论》,片面而乐观地认为中国已经不再沉睡。
对于这种荒谬可笑的论调,何启在 《书曾袭侯中国先睡后醒论后》里给予了毫不留情的驳斥。他强调,中国的病根不在于军事上的弱点,而在于“社会的和政治的善恶不分”。他将曾纪泽的优先顺序倒了过来:“一定要有一支有效的海军,但在此之前必须先进行改革。”他列举了许多精良的军事装备,却因为人的素质低下而沦为废物的事例,他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在她把房子整理好之前就把门用 “门闩”关起来是愚蠢的。其实,在曾纪泽的心里,仍然习惯性地延续着那种闭关锁国的陈旧思维。
继 《书曾袭侯中国先睡后醒论后》之后,他还撰写了《中国宜改革新政论议》、《中国基础与改革》、《新政始基》、《新政安衡》、《革命新编》、《张之洞之批评》等文,明确指出满清政府必须内修政治,推行新法,才能挽救危局。可惜这些在当时最清醒、睿智的文字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也缺乏广泛的响应。
1892年7月23日,孙中山以第一名的成绩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香港总督罗便臣爵士亲临毕业典礼,教务长康德黎发表了语重心长的演讲,殷切希望这些青年才俊能为推动中国的科学事业进步作出贡献:
……各位青年,勿谓贵国的当局不相信科学,那极有权威的李鸿章,关于本院的职务曾复信述及,他希望化学解剖学成为吾人讲授和训练的重要部门。他不似流俗的只说“惠我奇方”,而能为成为赫胥黎(Huxley)或邓德尔(Tyndall)的启迪。他要求先给我们以科学,有了科学,则其他一切都会跟着来了。……
对于香港西医书院和康德黎的这篇演讲,李敖曾经做过这样的评价:“康德黎做这项演讲的时候,绝没想到他所预言的‘越出香港小岛,而影响于远处’的效果竟是这么大;他绝没想到这种影响,不但在科学方面不可估量,甚至在科学以外,还产生了空前的大变动。这个书院竟还做了中国革命的温床,在温床之上,产生了从事国民革命四十年的英雄!”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6-17 作者:杨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