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故居
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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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892年9月，孙中山应澳门镜湖中医院邀请，去该院挂牌行医。他是这家中医院的第一位西医师。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中曾对这段经历做如此自述：“此事有大可注意者一端：则自中国有医局以来，其主事官绅对于西医从未有正式的提倡，有之，自澳门始。”也就是说，这是我国创立中西医结合的开始。而且院方对孙中山非常尊重，“提携而嘘拂之者无所不至，除给予医室及病房外，更为予购置药材及器械于伦敦。”
孙中山擅长外科和治疗肺病，态度认真，待人亲切，遇有赤贫者就医时，更以自己的薪金解囊相助。因此，行医不满三个月便声名鹊起。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向镜湖医院借钱，自己办了一家中西药局，开始单独行医。
正在他事业逐渐起步，全力在中下层百姓中间推广西医西药，甚至以“自愿赠医”、“西药赠送”的方式移风易俗、救困扶危的时候，却又遇上了意料不到的挫折。“盖葡人定律，凡行医于葡境内者，必须持有葡国文凭”，澳门葡医和市政当局便以此为由，先是禁止孙中山给葡萄牙人看病，继而又饬令西药房不得为之配药。孙中山的行医事业“猝遭顿挫，虽极力运动，终归无效”。
这次挫折让孙中山“资本损失不少”。无奈之下，他只好转往广州、香山继续行医。
当时国事日非，孙中山在一年多的行医过程中，历经坎坷，也对民间疾苦有了更深刻的体察，深深感慨“医术救人，所济有限”。在“医国”与“医人”之间，显然是前者更为重要，也更为迫切，因此，“借医术为入世之媒”，直接投身于推动社会变革的行动中去，便成了他的必然选择。
从檀香山的意奥兰尼书院、奥阿厚（阿湖）书院，到香港的拔萃书院、中央书院，再到广州的南华医学堂和香港西医书院，孙中山受到了完整的西式教育，使他得以用世界的眼光打量自己的祖国，深切地感受到 “中国睡梦之深，至于此极”。
从他的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教育他的人、帮助他的人，以及令他衷心敬佩的人几乎都是牧师或是有宗教背景的基督徒，而且，他本人也受洗入教，直到临终都坚持自己的基督徒身份。所以，无论是“医人”还是“医国”，都不可避免地抹上了一层宗教的底色。
1894年，28岁的孙中山开始了从“医人”到“医国”的转型。可他初试锋芒，就遇到了一些坎坷，并因此由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瞬间变成了一个激进的革命者。
那年1月份，正在广州行医的孙中山忽然回了一趟香山县翠亨村，把自己关在新近落成的孙家小楼（即孙中山故居）里，一连十天足不出户，草就了将近八千言的《上李傅相书》（《上李鸿章书》）。
第一个看到这篇 《上李鸿章书》，并且还帮他加以修改的，是孙中山的挚友和日后的革命同志陈少白。在陈少白的回忆里，我们可以发现孙中山生命道路中一个重要分界点：关闭药房，结束行医或者说“医人”生涯，全身心地投入政治活动。一句话，他要由医生变身为政治家了。
为了能将这封信交到李鸿章手上，孙中山在去上海前还做了一番周密的筹划和安排，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社会活动能力。
所谓“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在这时得到了发挥。孙中山利用行医之便，有意认识和结交了不少地方官员。他首先找到了已经退休的澳门海防同知魏恒，通过魏恒致书盛宙怀，请他向其堂兄盛宣怀予以推荐，然后再由盛宣怀将孙中山介绍给李鸿章。后来，盛宙怀果然帮他写了一封致盛宣怀的引荐信，“求吾哥俯赐吹植”。
为了保险起见，孙中山还邀好友陆皓东陪自己一同北上。陆皓东不仅曾在上海电报学堂读书，人地两熟，而且深受郑观应赏识，关系密切。郑观应当时正居于上海，声名显赫。
“上书李鸿章”这个事件，不仅是孙中山投身政治活动的起点和具有转折意义的里程碑，而且还直接牵扯到了在中国近代史上四位举足轻重的人物：郑观应、王韬、盛宣怀和李鸿章。其中，郑观应的改良思想，更是让孙中山深受教益和启发。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6-18 作者：杨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