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故居
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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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孙中山的故乡翠亨村，到郑观应的故乡雍陌村，大约也就是十公里的距离。2008年7月中旬，我在中山市采访期间，曾专程去郑观应的故居拜谒。
郑观应（1842—1922），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署杞忧生、罗浮待鹤山人、慕雍山人、铁城慕雍山人等。最初随父亲习帖括之学，十六岁应童子试未中，旋即奉父命赴上海学习经商。先在他叔父供职的上海新德洋行做杂务，后经同乡徐润介绍进入英商宝顺洋行任职，同时进入英国人办的英华书院，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英语，并由此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产生浓厚兴趣，开始潜心研究西方列国富强之道。
1868年，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与英国商人合伙经营公正轮船公司。此后还担任过英商太古洋行买办、太古轮船公司经理。
1878年，李鸿章札委郑观应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1880年，正式委派郑观应为织布局总办，随后又委以上海电报局总办。1882年，郑观应与太古洋行聘期届满，正式脱离太古，投身洋务运动，先后任轮船招商总局帮办、总办，开平煤矿粤局、汉阳铁厂总办，粤汉铁路总董等职。
他是洋务运动的直接参与者，而且谙熟西学，所以才能看清当时那一派繁荣表象下的种种矛盾和危机，才能成为中国近代最早具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以及大胆提出君主立宪要求的第一人。他以“平生经验铸为不朽名句：‘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先振工商；欲先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郑观应：《盛世危言·总序》，上海图书馆、澳门博物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
1894年春，正值甲午战争前后，煌煌三十万言的《盛世危言》出版面世了，揭橥改良主义大旗。一时间洛阳纸贵，朝野上下纷纷为之震撼。清帝光绪看到这部振聋发聩的力作之后，立命总理衙门印制两千部，分发给大臣们阅读。它不仅成为五年后康梁变法的理论先导，也对孙中山、毛泽东等革命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1894年6月，孙中山怀里揣着分别由盛宙怀、郑观应和王韬写的三封推荐信，也怀着十足的信心意气风发地赶到了天津。王韬介绍的那位“老夫子”也是不负所托，果真把孙中山的上书呈给了李鸿章。可当时中日甲午战争即将全面爆发，内政外务、军事部署全凭李鸿章一人独力支撑，可谓日理万机，根本无暇接见孙中山，不过他留下一句话：“等仗打完了以后再见吧。”孙中山听了这句话，觉得十分失望，便闷闷不乐地离开了天津，辗转回到了上海。郑观应听说孙中山上书未果，又见他有出国的想法，就托人替他办了一张护照。不久之后，孙中山由上海经日本抵达檀香山。
这次失败的上书，使孙中山断然放弃了改良路线，立刻将革命当成了他的唯一选择，而檀香山则成了他漫长革命道路的起点。
1894年6月，刚刚结束行医生涯，刚刚开始全身心参与政事，孙中山就由一个热切希望得到政府认可的上书者、献策者，瞬间变成了一个反叛者、革命者。如果这仅仅是一个人对于自己生活道路的选择，如果这仅仅是一个人改变自我命运的尝试，肯定不会受到如此关注，更不会引起学者们研究的兴趣。可是，风云际会，在中国的近代历史发展的特殊时期，在那至关重要的关节点上，一个人的转折却变成了一个国家的转折……
2008年夏天，我从中山路的北端出发，经过那座立交桥，专程去老城区寻访三处著名的历史遗迹：望海楼天主教堂、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行署旧址和孙中山来天津上书时曾经下榻的佛照楼旅馆。
位于和平区哈尔滨道，始建于1880年左右的佛照楼旅馆早已辉煌不在，面目全非。望着那残破的建筑，想像当年孙中山上书失败后残破的心情……那时，他是一个孤独的革命者，一个孤独的寻路人。
孙中山的革命是随着满清政府的顽固不化、腐败无能和无可挽回的没落一步步走向成功的，归根结底，是满清王朝造就了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6-19 作者：杨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