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三十二）

1900年6、7月间，满清政府与日本等八国联军交战，孙中山联络杨衢云、郑土良策划惠州起义。9月28日，孙中山从日本神户经马关抵达台湾，在台北隔海指挥。10月6日，起义在惠州三洲田爆发，郑士良、杨衢云身临前线指挥，仅仅十七天后，因粮饷不济，起义军被迫就地解散。这又是一次计划不周，准备不足，当然也是没有胜算的起义。

三

    正在孙中山为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而悲愤的同时，中华大地正涌现出一股新生的、强劲的革命力量。
    1900年发生的庚子之变、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在中国上下各阶层间都引起了剧烈的震荡。它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走上了民族救亡之路，并且出现了两股影响深远的社会风潮：一是办报论政潮，以此开启民智，宣传革新思想，抨击专制统治；一是出国留洋潮，以此学习先进文明，借鉴别国经验，寻求救国之道。
    1902年，《新民丛报》和《大公报》相继问世。梁启超的重要著作《新民说》开始在《新民丛报》上连载，针对当时愚昧、盲从、冲动的国民性，特别是在义和团运动中表现出的迷信、暴力倾向，呼唤讲自由、有个性、具备独立人格、有权利、守义务的一代 “新民”。他在文中这样写道：
    “不自由毋宁死！”斯语也，实十八九两世纪中，欧、美诸国民所以立国之本原也。
    自由之义，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乎？曰：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
    同年 6 月创刊的《大公报》虽然不似梁启超这样鲜明地主张变革，亦不断呼吁伸张民权，批判专制，特别是对满清政府中的当朝权贵抨击更锐。
    1903年5月底，邹容的《革命军》在上海出版，《苏报》于6月9日发表章士钊的《读〈革命军〉》，次日再发表章太炎的《〈革命军〉序》全力向社会推介。在短短的一个月内，《苏报》发表了大量革命言论，章太炎更是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改良派，在《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节选自《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中，以饱满的激情，富有感染力的文采赞美革命，甚至直呼光绪为“载小丑，未辨菽麦”。还由此引发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在满清政府的要求下，租界工部局拘捕章太炎、邹容等人。
    同年8月，章士钊、陈独秀等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报》，倡言无忌，发表章太炎的狱中新作，继续呼吁革命。
    1904年，蔡元培等将设在上海租界的《俄事警闻》改名为《警钟日报》，发表《论专制与暴动之相应》，倡言 “不自由，毋宁死”，直指专制统治才是暴动之乱源……
    在革命舆论的先导作用下，各种革命团体纷纷涌现：黄兴、宋教仁、刘揆一领导两湖留日学生组成了 “华兴会”，以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曹亚伯、刘静庵等人在武昌成立的科学补习所，以 “革命排满”为号召；蔡元培、章太炎等人领导的江浙知识分子为主体的 “光复会”，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原则。除此之外，各种革命小团体亦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
    1905年8月，在孙中山、黄兴等人的积极组织与推动下，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团体联合组成的同盟会宣告成立。孙中山被选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长。大会决定以《二十世纪之支那》为机关报，还授权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人制定《革命方案》指导武装斗争……
    11月，《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为《民报》，孙中山在发刊词中对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纲领进行深入阐释，首次亮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旗帜。《民报》刚一问世，即刻风靡华人世界，仅创刊号就加印了七次。此后，胡汉民、汪精卫、陈天华、朱执信、宋教仁等人撰写的文章影响了一代革命青年，很快就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形成了双雄对峙的局面。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6-26 作者：杨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