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三十四）

第五章 1911：武昌，中国徘徊在十字路口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世界进步潮流的强力冲击下，一向颟顸而霸道的慈禧“老佛爷”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接受一批开明人士的建议，先于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立宪”，后于1908 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开启了中国“百年宪政思潮”。
    就在清廷预备 “仿行立宪”的同时，孙中山在日本阐释了“五权分立”的宪政学说。一场针锋相对的革命风暴，不可避免地来临了！
    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湖北地区革命党人，成功发动了武昌起义。义声所播，全国响应，一举结束了在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皇权专制。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支稳步推进社会变革的新兴力量，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政治漩涡，实现了艰难的历史亮相。
    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世界局势风云激荡，进步潮流势不可阻挡，而中国仍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趑趄徘徊。
    1900年，狂妄的满清朝廷昧于世界大势，竟然向十一个东西方列强同时宣战，结果换来了让全体国民在经济上不堪重负，在情感上义愤难当的《辛丑条约》。从那开始，这个满清统治集团实际上已经六神无主、手足无措了。
    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地位得以苟延残喘，一向颟顸而霸道的慈禧“老佛爷”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接受一批开明人士的建议，先于1906年宣布 “预备仿行立宪”，后于1908 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
    晚清立宪，在今天看来，它是开启中国“百年宪政思潮”的一个遥远起点；而在当时，却是历史留给这个专制王朝实现自我救赎的最后一次机会。
    1904年2月8日，对驻守在中国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日俄战争全面爆发。
    从此，社会舆论和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时间朝野上下，差不多都成了立宪派。不仅张謇、汤寿潜这样的著名绅士不遗余力地鼓动立宪，连朝廷的一些达官贵人，也都开始心有所动，思有所为。
    据史学家张鸣描述，慈禧下决心立宪之前，曾和从日本中央大学法律政治科毕业的曹汝霖有过一场耐人寻味的对话：
    曹汝霖受到了西太后和光绪的召见。西太后特别问道，日本国会开会，是不是时常会有党派争吵？曹汝霖回答说，是这样的，但是朝议决定之后，各党即团结起来，没有争议了。比如日俄战争，开仗前争议很厉害，但后来开御前会议，日皇决定宣战，日本国会的两大党即一致主战，团结起来了。听到此，西太后长叹一声说：“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显然，曹汝霖的陈述，并没有消除西太后对立宪后出乱子的担心，大概曹汝霖也意识到此，马上对了一句：“以臣愚见，若是有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西太后听了很诧异，提高声音问道：“怎么着，有了宪法国会，即可团结吗？”（张鸣：《曹汝霖给西太后讲立宪》）
    我们无法判断慈禧是否就此明白了立宪的真义，也不知道她所想要的“团结”是一种怎样的局面，但从此之后，清廷确实加快了立宪的步伐。1905 年 12 月和翌年1月，分派载泽、尚其亨、李盛铎和戴鸿慈、端方五大臣率团出访日本和欧美诸国专程考察宪政。
    1908年8月，清廷在一片迫不及待的请愿声中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给出了以九年为预备期的立宪时间表。
    1909年10月，新当选的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四处奔走呼号，率先发起各省咨议局代表去北京联合请愿，要求清廷在1911年召开国会，设立责任内阁。由此，立宪运动被推向高潮。
    晚清的立宪，是满清贵族统治集团被全国上下精英人士不断施以压力的结果，推一步走一步，具有极强的惰性。
    有人以为，慈禧的死是满清立宪运动的一个挫折。其实，以她“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的素质和能力，以她惯于玩弄权术的恶劣习性，以她只看重“利害切身”的狭隘视野，即使活着也未必能领导得了这场现代政治改革。而且，方案归方案，实施归实施，“九年预备”之后的立宪前景究竟如何，恐怕也还是个未知数。
    一个又一个历史机遇，都让腐朽至极的满清王朝稀里糊涂地错过了。那么，等待他们的就只剩下最终走向灭亡的必然命运了。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6-28 作者：杨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