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故居
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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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3月，从日本回国的同盟会会员秋瑾与徐锡麟一起在绍兴创办明道女子学堂，不久后秋瑾又担任大通学堂督办，以此身份作为掩护筹划金华起义，呼应徐锡麟的安庆起义。7月1 日至4日，武义、金华、永康等地先后爆发武装起义，均告失败。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发动安庆起义，与清军激战四小时，终因孤军无援、寡不敌众而被捕。翌日晨，徐锡麟惨遭剖腹剜心酷刑，心肝被清兵分而食之。秋瑾在明知已经被人告发的情况下，仍然拒绝离开绍兴。7月15日，她在被捕的第二天即惨遭杀害。
秋瑾女士之死激起了全民公愤，无论是温和的立宪派还是激进的革命派，一致对清廷的暴行口诛笔伐。
中国的历史文本里向来缺乏民间叙述，使我们这些后来者往往不能窥探到当时的社会全景，特别是无法了解普通人身处历史性巨变时的观感与态度。幸好，张鸣在他的《民意与天意——辛亥革命的民众回应散论》里，为我们填补了清末民初这段历史的空白：
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是清王朝统治威信大面积坠落的十年，对于那些对政治并不敏感，甚至对革命党人卖力地宣传不甚了了的下层百姓来说，如果说他们也有一些改朝换代的预感的话，那么恐怕更多的来源于历史习惯。在多少懂得一点历史知识的老百姓眼里，一个统治了260年的王朝，无论如何也是该寿终正寝了。一时间，有关清朝气数已尽的民谣，盛传于大江南北，黄河上下，隐晦一点的有：“爷爷落，鬼出窝，赶上小儿跑不脱。”《成安县志》为此加注说，此歌谣意为“朝廷微弱，列强肆横，清代不久将丧失主权，清祀一二传亦将斩也。”比较明白的则有 “辽阳今何在，二四旗不古，天下谁是谁，一省各有主。”“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今年猪吃羊，明年种地不纳粮。”“头戴小馍盘，身穿一裹园，宣统作了帝，不过二三年。”辛亥革命前夕，在西安的大街上，引车卖浆者流居然敢公开说：“大清家快完了！”因为“明朝不过二百几十年，清朝也差不多二百多年了，还不亡么？”这些民谣和传言，有些固然有革命党人的因素，但能够迅速地流传开来，毕竟说明它们契合了老百姓的某种心理。反过来说，革命党人其实也受到了气数说的影响，我们在许多起义后建立的军政府的文告上，都能看到诸如“上征天意，下见人心”以及“胡运告终”之类的说法。
就在这危机时刻，朝廷又出尔反尔，通过1911年5月9日发出的一纸上谕，企图将本来已交民办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新上任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不仅力主这种掠夺性的“国有化”，还毫不顾及股东的利益，在收回股权的过程中多方克扣，搞得各地绅民血本无归。朝廷这种杀鸡取卵、食言自肥的做法引起各地民众的强烈抗议和抵制，湖南议员写下血书，四川各界人士怒斥盛宣怀 “既夺我路，又夺我款”，并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在这场保路运动中，温和的改良派终于站到了前沿，他们利用各省咨议局作为合法抗争的大本营，吁请朝廷收回成命，维持民办原案。四川总督赵尔丰见事不妙，上奏朝廷请求川路暂归民办，以免风潮扩大，激起民变。朝廷却一意孤行，下旨对其严加申斥，明令镇压抗议民众。当时已经被罢官的端方为开复功名，借机奏劾赵尔丰庸懦无能，主动请兵入川平乱。在来自朝廷、同僚的多方压力下，赵尔丰下令逮捕保路同志会代表蒲殿俊、张澜等人，又命清兵向聚集在总督衙门外的请愿民众开枪，制造了死伤多人的成都血案。
保路运动成了压垮满清王朝这只病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场革命风暴不可避免地来临了！二 广州，一个拥有漫长夏季的城市，也是一个拥有悠久革命传统的城市。2008年9月的一天，我从骄阳似火、人声鼎沸、车流喧嚣的闹市区起程，去幽静清朗的白云山南麓拜谒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去追寻九十七年前那个阴郁而昂扬的春天，去探望那铭刻在纪念碑上的“自由魂”。
1910年11月，孙中山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同盟会骨干召集到槟榔屿（位于马来西亚北部），举行秘密会议。会上，孙中山继续鼓舞党人斗志，并将筹款作为重点，“举全力以经营”，谋划再次发动广州起义。会议决定，这次起义仍然以广州新军为主干，另择五百名同志为先锋（决死队），以不畏牺牲的精神带动军队和各地会党，力求毕其功于一役。会议计划，夺取广州之后，由黄兴统率一支部队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统率另一支部队出江西，趋南京；长江流域各省适时起兵响应，各路大军会师后立即北伐，一鼓作气，全面推翻盘踞在北京的满清王朝。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6-30 作者：杨黎光